10月19日，位于偃師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館迎客。當天，整個洛陽城漫起了大霧。

很少有一處文化遺存的意義如二里頭這么重大。按照學界公認的看法，二里頭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將與商周相連的、有實證的中國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。然而，盡管與文獻中“夏”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，二里頭與“夏”的聯(lián)系卻始終無法獲得眾口如一的認可。

二里頭這個被稱作“最早的中國”的遺存究竟來自哪里，身份又如何?時至今日，或許不再只是一場學術之爭。

(一)尋夏之旅

最早的中國在哪里?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里?《史記·封禪書》中記載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間，故嵩高為中岳，而四岳各如其方，四瀆咸在山東。”

伊河、洛河形成的沖積平原氣候溫暖，平坦而開闊，無數(shù)典籍將夏的存在指向這里。在考古學者的眼中，這是一方圣地，也是追尋最早中國文明必須要去的地方。1959年4月，當時已是71歲高齡的史學家徐旭生從北京出發(fā)，前往河南、山西一帶尋找眾多第一個王朝“夏”的都城——“夏墟”。這是一次帶著目標的考古，也是中國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目標的田野考古。

在公眾印象中，考古往往是被動發(fā)現(xiàn)，而非主動尋找。是什么，讓古稀之年的史學大家親力親為?

按照史書的記載，中國早期的歷史是這樣的：盤古開天，若干時間后出現(xiàn)圣人，堯禪讓舜，舜禪讓禹，直到禹的兒子啟直接繼承父位，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就此開始……然而，在史書之外，誰也沒有“見過”任何夏朝存在的證據(jù)，三代的歷史，看起來更像雜糅著神話。

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告訴記者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人們先后找到了甲骨文和殷墟，肯定了《史記·殷本紀》中的記載，商的存在由此才在史書外得到證實。找到了商，人們隨之自然而然想到夏，它在哪?

這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，考古學界最熱衷的事情。

除此之外，在北京大學教授、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口中，徐旭生先生尋找“夏墟”，還有一個不為公眾所知的原因。

上世紀20年代，受“五四運動”影響，北大學生中產(chǎn)生了一種“疑古思潮”，其中以顧頡剛、傅斯年為代表。“這些人認為，歷史時代越晚，對先前歷史的記載便越詳細，記載的人物事跡便越放大，這并不可能。因此，他們質(zhì)疑古書、古代的人物，進而懷疑古代的歷史。”

“徐先生其實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。這次考古，就是拿著古書到最有可能是夏的地方，尋找夏的都城，因此可以說是一場尋夏之旅。”站在陶器與青銅紋飾環(huán)繞的博物館展廳，李伯謙將這段軼事娓娓道來，語氣中充滿肯定。

二里頭發(fā)現(xiàn)至今60年，李伯謙在其中整整57年，他告訴記者，在二里頭村，徐旭生發(fā)現(xiàn)了殷商時代的陶片，并將其記錄下來，隨后，考古學者開始對二里頭長達60年的發(fā)掘，一個注定載入中國考古學史的名字由此漸為公眾熟知。

(二)你能想象得到嗎?這里是“最早的中國”

“我們從哪里來?我們走向何方?中國到了今天，我無時無刻不提醒自己，要有這樣一種歷史感。”在第二屆“讀懂中國”國際會議上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。

10月20日，舉行過開館以后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第一次對公眾開放。還不到9點開放時間，就已經(jīng)有大批游客等候在博物館門口。從最近的洛陽龍門高鐵站到博物館所在的偃師二里頭村，開車也要一個小時車程。專門從鄭州趕來的歷史愛好者韓楊早早就等在博物館門口。

“大家不都說，這是最早的中國，所以就想看看最早的中國到底是什么樣子。”昨天上午，韓楊手機中的新聞APP就開始推送關于二里頭的消息，有新聞報道，也有學者和網(wǎng)民們的爭議。這也更加刺激了她的好奇心。

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告訴記者，經(jīng)歷了一個甲子的發(fā)掘，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眾多考古“中國之最”：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;最早的“井”字形城市主干道網(wǎng);最早的“紫禁城”——二里頭宮城;最早的有中軸線布局的大型“四合院”式宮室建筑群;最早的成組多進院落宮室建筑群;最早的國家級祭祀遺跡和祭祀?yún)^(qū)域;最早的大型圍墻官營作坊區(qū);最早的青銅器制造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;最早的青銅禮器群、玉質(zhì)禮器群……除此之外，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，還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(qū)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。這么多的“中國之最”意味著什么?

“你想想看，在世界上很多文明還蒙昧未開的時代，中原大地上有這樣一個鱗次櫛比的大都市，它有兩萬到三萬人居住，城中排列著寬闊的井字大道，它足足有20米寬，相當于現(xiàn)代的四車道，青銅制的戰(zhàn)車在其中疾馳;城的中央，大型的宮殿建筑環(huán)繞著中國最早的‘紫禁城’，昭示著王權的尊嚴;而在城區(qū)南面，青銅器作坊中火花飛濺，綠松石作坊中光彩盎然，堪稱中國最早的高科技基地。這樣的文明，本身不就是一顆璀璨的明珠么。”腳踩著誕生二里頭的土地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、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第三任隊長許宏時常暢想起“最早的中國”的模樣。

在著作《最早的中國》中，許宏第一次將二里頭和“最早的中國”畫上等號。在他看來，二里頭遺址是東亞地區(qū)青銅時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遺址;二里頭時代的二里頭都邑，是當時的“中央之邦”;在二里頭，第一次完整出現(xiàn)了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(fā)達程度的宮廷禮制，而且與后世的商周無縫銜接在一起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(qū)，就是最早的“中國”。

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中，最令人驚艷的展品莫過于一條長近70厘米的綠松石龍。“你想象是個什么概念嗎?”二里頭考古工作隊副隊長趙海濤介紹說，這條龍由2000余片綠松石組成，巨頭蜷尾，龍身曲伏有致。其制作之精、體量之大，在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見，堪稱中華民族“龍圖騰”最直接、最正統(tǒng)的根源。

(三)身份之謎：專家多次論戰(zhàn) 到底是不是“夏都”

“最早的中國”找到了，它屬于哪個年代?

燈光打在綠松石上，“龍圖騰”似乎有話要說。如果說，二里頭是商周文明的直接源頭，那么，故老相傳治水、定九州的大禹，又是否是我們的祖先?遺憾的是，時至今日，圍繞著“二里頭”身份的爭議從未停止。如今，支持者們認為，二里頭就是“夏都”。而謹慎者則認為，沒有出土文字的實證，二里頭便始終不能與文獻中的王朝——“夏”建立直接關聯(lián)。

這背后是夏文化研究的所面臨的窘狀：古史文獻的描述與考古實物之間，始終無法完全對應，缺少一項直接、可見的實物證據(jù)作為連接——如殷墟甲骨這樣的出土文獻。

2019年10月19日，“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”面向專家學者、媒體記者首先開館。當天早上的開館儀式前，許宏早早站在大廳里，與相熟或者不相熟的人寒暄握手。在微博上，這位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擁有近百萬粉絲，稱得上是一名考古學大V。

作為二里頭發(fā)掘工作如今的領導者，許宏在二里頭的身份認定上十分謹慎，即使所在的這座建筑已經(jīng)被冠以“夏都遺址博物館”的名頭。

“我只能說，二里頭很可能是夏，極可能是夏，但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證明，我絕不會說，這就是夏。”

“夏本身就是從文獻上來的，如果找不到文字的東西去證實，怎么能把傳世的文獻和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盆盆罐罐一一對應呢?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，王國維先生就提出了‘二重證據(jù)法’，即傳世文獻與出土文字材料互證，這也是考古學的主流。”在接受東方今報記者采訪時，他仍認為，不能說二里頭就是“夏都”。

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黃銘崇則表示，如果沒有字證，沒法說二里頭“100%”是夏王朝，“連大陸許多學者也這樣認為”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持同樣學術觀點，他同時強調(diào)，現(xiàn)在沒有人懷疑殷墟是商，為什么?因為發(fā)掘后，甲骨文與傳世文獻能夠互證，確鑿無疑地證明了商代的存在。

對于許宏來講，直接發(fā)掘者的身份、公眾面前的活躍度，讓其代表謹慎者，站在了爭論的風口浪尖。

2018年4月22日三聯(lián)新知大會上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與許宏就“夏代信史之爭”展開了討論。孫慶偉認為：過于依賴王陵、文字等偶然性的發(fā)現(xiàn)，“是把學科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礎之上，這實際上偏離了考古學探討問題的軌道。”孫慶偉主張“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”研究方法，既從傳世文獻的角度詳細考察夏代的王世、積年、都邑、族氏和重大史事，又用“文化比較法”重點對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的龍山時代諸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梳理和分析，在此基礎上論證夏代的信史地位。

在現(xiàn)實中，兩人多次在各類會議上面對面爭論，幾乎每次公開碰面都火花四射，針尖對麥芒，北大著名學者李零、朱鳳瀚、趙輝、徐天進等也都參與其中。

(四)二里頭把公認的、可追溯的中國文明史前推了300多年

如果二里頭不是夏，那它會是什么?

對此，連許宏也對記者說，“我也說，它最可能是夏，極有可能是夏，但關鍵是沒發(fā)現(xiàn)文字，沒法板上釘釘”。

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、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則認為，二里頭身份認定的背后，其實是東西方學術觀點的碰撞。

“西方學者流行的觀點是，只有發(fā)現(xiàn)文字，才能證明身份是什么，我們覺得這樣看不全面。我的看法是，文字只是當時的一種遺存，但是和它同出的玉器、石器、陶器、銅器難道不反映當時社會的面貌嗎?我認為，二里頭遺址’夏都’的名頭坐的很穩(wěn)，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成果，也是綜合多學科研究的結果，不能僅憑是否出土文字來判斷。”

“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時代，文字掌握在少數(shù)人手中，甲骨文也更多用于祭祀，找不到夏的記載并不能影響二里頭和夏的認定。”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副館長趙曉軍覺得，在古書中夏的活動范圍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這樣一座王都，周圍又沒有與之相媲美的遺存，這樣彼此印證，如果坐不實二里頭“夏都”的身份，豈不是很冤。

盡管學術上爭得十分熱鬧，但學者之間相處卻一團和氣。即使較為謹慎的學者也都承認，時至今日，無論“姓不姓夏”，二里頭的學術意義并不會打折，因為“二里頭就在那里”。

“二里頭是考古學家一鏟一鏟挖出來的，它真實再現(xiàn)了公元前3800年到3500年左右的中亞地區(qū)中國最強大王朝的文明，對建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很大幫助。”陳星燦說，二里頭最大的價值是把世界公認的、無爭議的早期中國歷史由商向前推了300多年。而在此之前，國外對中國文明只承認到商周。

“《劍橋中國史》當時是從商開始寫起的，但現(xiàn)在西方學界已經(jīng)開始認可二里頭。”陳星燦告訴記者，二里頭無論是青銅的使用還是禮樂制度，與商周一脈相承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沒有誰可以取代二里頭。

(五)爭議中定名“夏都”：你總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吧

荏苒六十年，二里頭的身份何時真正能夠“撥開云霧”?

在坊間，圍繞著二里頭的爭議則從現(xiàn)實中蔓延到網(wǎng)上。有網(wǎng)友發(fā)表文章稱《必須把許宏調(diào)離二里頭，否則，夏朝得不到實證》，也有人說，作為二里頭考古隊隊長，許宏缺少“夏的情懷”，“甚至有可能把關于夏朝的證據(jù)偷偷毀滅了”。

“這些與我沒有關系的。”盡管對于考古學者來說，這樣的質(zhì)疑有些過頭，但許宏不以為然。他對記者說：“民族情感我理解，但學者是從材料、證據(jù)和邏輯推導過程，至于學術以外的、不用學術思維的質(zhì)疑跟我無關。”

也有幾個網(wǎng)帖稱，“二里頭稱不上是“最早的中國”，位于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才是最早的中國”、“二里頭不是夏都，陜西陽城才是夏都”。對此，許宏、陳星燦等專家均表示，學術上的爭鳴可以有，網(wǎng)友的情感也可以理解，但考古是一門講究科學的學科，還是要以證據(jù)和文獻為準繩。

而在官方層面，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命名也曾經(jīng)幾經(jīng)周折。2017年3月23日，國家文物局在回復洛陽市文物局《關于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項目選址的請示》的批復文件中，曾明確提出“我局建議該遺址博物館名稱中不含’夏都’”。不過，洛陽文物局2018年12月在征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館徽設計方案文件中，卻使用了“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”館徽征集方案的名稱。同年12月7日，國家文物局官方網(wǎng)站以行業(yè)資訊的形式轉載了這一征名公告，并沿用了洛陽文物局中的“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”的稱呼。

到了今年7月12日，新華網(wǎng)刊發(fā)消息稱：記者從洛陽市文物局獲悉，河南省編辦同意將原二里頭遺址博物館正式更名為“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”。至此，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“官方認定”完成。

一個有意思的細節(jié)是，在10月18日下午召開的“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新聞媒體吹風會”上，洛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魏險峰在發(fā)布詞中明確表示，二里頭遺址“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王朝——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所在”。坐在一旁的，正是同樣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。

他對東方今報記者說，盡管學術爭鳴還在繼續(xù)，但博物館冠以“夏都”也“未嘗不可”。“現(xiàn)在只是缺少了學術認定的一環(huán)，但從老百姓的立場上講，你挖了這么多年，總要給一個交代吧：二里頭是什么，它和仰韶文化有什么不同?從這個意義講，二里頭是最有可能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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