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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時間撥回到2016年。

【資料圖】

這一年，一頭叫Pigcasso的豬被救出了屠宰場。

這頭與畢加索同名的豬，主人無意中發(fā)現它對顏色和畫筆有興趣之后，便刻意培養(yǎng)它在這方面的天賦。

迄今為止，Pigcasso已經創(chuàng)作了數百幅油畫，其中一幅叫做《狂野與自由》的抽象派畫作更是拍出2萬英鎊（近17萬人民幣）的高價，最終被一位德國買家收入囊中。

把視野拉回到中國，在這個每年有接近7億頭豬被送上餐桌的國度里，豬同樣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“社會變革”。

2020年之前，溫氏股份（200498.SZ）是中國的“豬王”，生豬銷量位列全國第一，資本市場上人送外號“豬茅”。

不過“豬茅”這個名頭也只是代表了它業(yè)內的地位，并不意味著它能像茅臺那樣一路上漲。

事實上，2015年11月2日敲鐘深交所那一天，就是溫氏股份股價的巔峰時刻，此后便從75一路下跌，截至7月4日收盤，溫氏股份股價18.19，跌幅75.7%。

不過，今天投資人們也已經不再期待它像茅臺一樣創(chuàng)造增長奇跡了，因為“豬王”寶座已經易主。

牧原股份（002714.SZ），這位頂著非洲豬瘟登頂的新王，2022年營收達到1248.26億元，遠超溫氏股份的837.08億元，生豬銷售量更是達到創(chuàng)紀錄的6120萬頭，是溫氏股份的3倍以上。

新王登場與舊王的落幕，更替背后，是智能化、數據化飼養(yǎng)模式與扎根于中國畜業(yè)格局的“公司+農戶”飼養(yǎng)模式的碰撞。

然而，在眼下豬肉價格跌穿企業(yè)成本的“豬周期”里，不論是舊王還是新王，都有些狼狽。

2023年第一季度，牧原股份凈利潤虧損11.98億，溫氏股份則虧損27.49億。

危機同樣孕育著契機，雖然溫氏股份在營收、凈利、產能上均不占優(yōu)勢，但其保守的戰(zhàn)略動作，卻為挨過這股風暴注入了更多的穩(wěn)定性。

撲朔迷離的戰(zhàn)局中，不禁令人好奇，牧原股份到底憑借什么快速登頂？而溫氏股份是否有希望重新當回“豬王”？

霍亂時期的“豬王”之爭

溫氏股份與牧原股份的“豬王”之爭，重點落在兩者經營模式的差別上。

溫氏股份經營模式是“公司+農戶”，即企業(yè)負責育種、營養(yǎng)和防疫等技術研發(fā)，生產出雞苗、豬苗、飼料、獸藥和疫苗，提供給合作農戶飼養(yǎng)肉豬至出欄。

農戶飼養(yǎng)肉雞、肉豬達到出欄天齡后，按公司指定地點和方式交還給公司，公司組織對外銷售。最后，公司向合作農戶結算支付委托養(yǎng)殖費用，該批次合作養(yǎng)殖結束，進入下一批次循環(huán)合作。

這種模式優(yōu)勢在于符合中國畜業(yè)生產發(fā)展的資源條件和方向。

雖然中國生豬養(yǎng)殖市場巨頭林立，隨便拎出一家上市企業(yè)都能達到百億甚至千億級營收，但其實這是一個集中率極低的市場，2022年CR10不到20%，絕大多數都是散戶。

憑借“公司+農戶”的模式，溫氏股份將勞動、土地密集型的飼養(yǎng)環(huán)節(jié)交給了本土化程度較高的合作農戶，實現了企業(yè)的輕資產擴張，迅速擴大產能，2008年營收便來到了117億元，連續(xù)25年增長超50%。

然而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，2011年后農村勞動力稀缺的問題日益突出，溫氏股份也邁入了瓶頸期。

為了提升單位農戶的產量和管理能力，溫氏股份將模式升級成了“公司+家庭農場”。

簡單來說， 就是勸農戶自建家庭農場。

與原先的“保供包銷”相比，自建家庭農場所需的投入顯然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承擔的，企業(yè)營收的增速也因此放緩。

2012年到2020年溫氏股份的營業(yè)收入從335.11億元增長至749.39億元，復合增長率為9.35%，歸母凈利潤從27.33億元增長至74.26億元，復合增長率為11.75%。

雖然勢頭沒有原先那么迅猛，但仍是一個不錯的數據，足以超過市面上的大多數企業(yè)了。

直到突如其來的非洲豬瘟將溫氏股份的拉下了“豬王”的寶座。

可以說，對全中國的養(yǎng)豬戶來說，非洲豬瘟都是一場噩夢。

這種2018年進入中國的傳染病，感染無明顯癥狀，發(fā)熱后最短1到2天便會導致死亡，只需要1到10天便會擴散至整個養(yǎng)豬場。

溫氏股份引以為傲的合作模式被以最極端的方式引爆了。

生產設施老舊、無法滿足豬瘟防疫要求、沒有儲備應付非洲豬瘟特效藥和疫苗的農戶的產能下降嚴重，恐慌情緒急速蔓延，大量農戶退出。

蝴蝶效應導致溫氏股份產能迅速下降。

2019年和2020年，溫氏股份的生豬出欄量僅為1851.66萬頭、964.55萬頭，同比下降16.95%和48.45%。

也正是在2020年，“新王”牧原股份實現生豬出欄量1811.5萬，同比上升76.7%，實現了對溫氏股份的反超。

從營收數據來看，2019年至2021年，牧原股份營收從202億飆升至788億，而溫氏股份卻從731.44億滑落到了649.65億。

為什么牧原股份能頂著豬瘟業(yè)績暴增？原因有三。

首先是因為豬肉價格因為供給減少而上漲。

其次，牧原股份采取的是“自繁自養(yǎng)”模式，企業(yè)負責養(yǎng)殖過程中的所有環(huán)節(jié)，防疫、飼養(yǎng)均有統(tǒng)一標準，機械化投料、清糞、刷圈、體溫檢測，減少了人員帶入非洲豬瘟的風險，時刻監(jiān)測生豬健康狀況，非洲豬瘟期間受影響較小。

最后，也是牧原股份在這場競爭中和其他玩家拉開差距的關鍵——輪回二元育種體系。

用算數來類比，假設市場標準是10，三元豬是通過三種豬配種最終得到符合市場要求的商品豬，a+b+c=10。而二元豬則是通過兩種，d+e=10。

因此可以了解到，d和e在性狀上，必須要優(yōu)于a、b、c。這也是二元育種的難點，需要大量純種豬，不斷選育積累優(yōu)化族群，是一項長期工程。

但它來帶的好處也是明顯的，相比于三元母豬，二元母豬的配種成功率、乳豬成活率、育肥成活率都要更高，母豬育種能力下降后，還能作為瘦肉豬出售，具備肉、種兼用的特點。

得益于二元母豬的兩用性，在非洲豬瘟導致整個行業(yè)育種母豬大量死亡后，牧原股份不僅沒怎么受影響，甚至還能將種豬出售給其他玩家，再刮一層油水。

三股推力下，牧原股份榮登“豬王”寶座，并持續(xù)擴大產能規(guī)模。

2022年，牧原股份的生豬出欄量已經來到了6120.1萬頭，將溫氏股份的1790.86萬頭遠遠甩在身后。

牧原股份與溫氏股份的“豬王”之爭，本質上是特殊背景下兩種飼養(yǎng)模式的碰撞，具有偶然性。

但退一步說，在4年一個輪回的豬周期里，其實每一年都是偶然。

瘋狂的豬周期

再大的規(guī)模，在“豬周期”面前，都是渺小的。

豬周期可以分為大、小兩種，均是由供需不平衡導致的價格周期性變化。

小周期由需求驅動。

逢年過節(jié)等豬肉消費旺季，市場供給暫時性短缺導致價格上漲，而節(jié)假日之后，豬肉消費走入淡季，價格也隨之回落。

大需求由供給驅動。

如前文所提到的，我國豬肉供給的80%來自于散戶，養(yǎng)殖決策與當前的豬價高度相關。

具體來說，豬肉漲價，利潤升高，散戶就傾向于多養(yǎng)點豬；豬價下跌，利潤減少甚至虧損，散戶就會更傾向于少養(yǎng)或不養(yǎng)。而豬本身的生長需要時間，因此擴大或減少產能往往落后于市場價格波動一到兩年，周而復始，形成了豬周期。

事實上也不能全怪散戶，即便是精明的資本和專業(yè)的豬企，在面對由非洲豬瘟觸發(fā)的“超級豬周期”時，也難免腦熱。

“超級豬周期”開始于2018年年中，初始約在15元每千克左右。周期開始后，價格上漲并維持在高位超過30個月，最貴時豬肉價格一度來到56.02元/千克，漲幅超過200%。

2019年到2021年間，萬科、碧桂園、阿里、京東、網易等巨頭們或多或少都布局了生豬板塊。

原住民中，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牧原股份，新希望的擴產步伐同樣快到驚人。

2021年新希望出欄量為255.37萬頭，而到2022年，也已經達到了1461.39萬頭。

供給端的極端變化導致了豬肉價格的持續(xù)下跌。

自去年10月下旬以來，生豬價格已經連續(xù)下跌了8個月。

7月3日，牧原股份給出的養(yǎng)殖成本價位14.9元/公斤（今年五月），而今年4月初，豬肉價格便已經跌到了14元以下，換而言之，每賣一頭豬，牧原股份都要虧錢。

卓創(chuàng)資訊監(jiān)測數據顯示，今年上半年豬價整體處于成本線以下，養(yǎng)殖企業(yè)普遍虧損，仔豬育肥、自繁自養(yǎng)盈利分別為-319.05元/頭、-115.60元/頭，兩者均出現連續(xù)171天的虧損。

從上市豬企披露的一季報來看，高虧損、高負債成為普遍現象。

據統(tǒng)計，今年一季度上市豬企累計虧損近百億元。截至一季度末，18家上市豬企負債總額超過4000億元。

然而，為了捕捉下一個上行周期，不少企業(yè)選擇在谷底逆勢擴產。

神農集團于6月21日發(fā)布定增預案，擬募資總額不超過11.5億元，其中7.1億元用于4個生豬養(yǎng)殖建設類項目。

此外，海南畜牧業(yè)龍頭羅牛山、唐人神等企業(yè)日前也相繼宣布定增募資17.96億、3億，用于產業(yè)鏈建設及擴產。

為什么頭部企業(yè)的動作如此激進？

中部區(qū)域某上市豬企高管表示：“規(guī)模企業(yè)因過去的資本投入較大，有擴產攤薄成本的動力；同時，融資、控制成本及借助期貨實現套保的優(yōu)勢，支撐其‘上量’?！?

生豬市場的瘋狂最終喚來了國家下場。

7月3日晚，發(fā)改委發(fā)布消息，生豬價格進入過度下跌一級預警區(qū)間，國家將啟動年內第二批中央豬肉儲備收儲工作。

即便有國家托底，在豬企持續(xù)放量的情況下，豬肉價格仍將長期處于底部，而這也將成為溫氏股份和牧原股份新一輪競爭的背景板。

溫氏模式3.0，用魔法打敗魔法

和溫氏股份相比，牧原股份的經營方法顯然更符合人們對現代畜業(yè)的認知，在豬仔出生之前，就規(guī)劃好了它豬生的終點，甚至每一頓飯的量，呼吸的每一口空氣，都被精心設計。

但這一切顯然也不是沒有代價的，產能狂飆開始，牧原股份不斷向市場伸手要錢。

2018年至2022年，牧原股份先后11次募資，總金額超325億元，其中2021年更是一次性發(fā)行了95億的可轉債。

在豬周期的風暴里，牧原股份前期的巨大投資成為了企業(yè)的索命繩。

2023年一季報顯示，牧原股份負債過千億，其中流動負債達855.33億，而流動資產僅為679.25億，流動比率為0.79，存在償債危機，資金缺口在176億以上。

另一方面，“賣一頭虧一頭”的行情下，牧原股份6120萬的生豬產能究竟是競爭力還是負擔，也需要打一個重重的問號。

而溫氏股份則不存在資不抵債的問題，368.48億的流動資產足以覆蓋267.94億的流動負債，流動比率為1.38，相對健康。

在企業(yè)動作上，溫氏股份同樣在“收拳”。

今年4月，溫氏股份公告計劃終止崇左溫氏畜牧有限公司肉鴨一體化養(yǎng)殖項目。

至于終止該項目的原因，溫氏股份表示公司其他區(qū)域的子公司存在部分市場重疊、價格競爭、增加內耗的情況，預計繼續(xù)建設并投產該項目的經營效益將存在較大不確定性。

從2022年4月至今，溫氏股份已經終止了多個募投項目。

除了儲備現金，溫氏股份更核心的動作在于，推動“企業(yè)+家庭農場”向“企業(yè)+現代養(yǎng)殖小區(qū)”迭代。

與前兩種相比，溫氏模式3.0的不同點在于，進一步加強了對生產環(huán)節(jié)的控制，同時參與到了養(yǎng)殖區(qū)建設成本的均攤當中。

在該模式中，由溫氏股份、社會資本、政府、農戶等利益相關方共同出資建設產業(yè)園區(qū)，建成后在將欄舍承包給農戶，由溫氏股份提供管理標準，統(tǒng)一采購生產設施。

提升毛利率和建立行業(yè)壁壘，是溫氏股份開展這一動作的核心原因。

與“自繁自養(yǎng)”相比，“公司+家庭農場”在一定規(guī)模之前，由于將飼養(yǎng)環(huán)節(jié)外包，節(jié)省了大量人力、土地成本，在毛利率上具備一定優(yōu)勢。

但從成長性來看，養(yǎng)殖戶之間差異較大，很難制定統(tǒng)一標準，并且企業(yè)和農戶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，限制了規(guī)模效應。

具體來說，農戶有可能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選擇偷賣生豬、替換飼料，導致成本上漲反而比企業(yè)規(guī)模上漲更快。

并且，企業(yè)和農戶并非深度捆綁，雙方分分合合時有發(fā)生，因此存在準入門檻低、競爭壁壘不高的問題，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入市場，有可能導致溫氏股份的收益被近一步攤薄。

在這幾點上， “自繁自養(yǎng)”的優(yōu)勢頗為明顯，雖然前期成本高，但隨著規(guī)模擴大，邊際成本逐漸降低，經濟性更強。

2022年，溫氏股份的生豬業(yè)務毛利率為17.45%，略低于牧原股份的18.42%。

而通過“公司+現代養(yǎng)殖小區(qū)”模式，溫氏股份有望在與農戶緊密合作的基礎上，參與到豬舍資產的處置中，既能享受到現代化產線帶來的毛利提升，同時設置一些準入門檻。

客觀來說，這種做法能否取得預期中的效果，關鍵還是要看溫氏股份與農戶的合作模式和產業(yè)園的具體建設情況。

但至少從管理層的變動來看，溫氏股份是下了狠心要做成這件事的。

今年4月，溫氏股份選出了新任總裁黎少松，并聘任趙亮、孫芬為公司副總裁。

據了解，黎少松出生于1979年，2012年加入溫氏股份，此前在保利房地產從事工程項目管理。趙亮出生于1982年，過去擔任過中金公司投行部執(zhí)行總經理、保薦代表人，曾是國內最年輕保薦代表人之一。

換將地產人和金融人，溫氏股份的戰(zhàn)略已經非常清晰了，預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溫氏股份出拳的方向都會是產業(yè)園建設和設計金融工具支持農戶開展生產。

收縮資金、減持虧損子公司、換將，雖然不知道溫氏股份具體將在什么時候“出拳”，但當那一刻發(fā)生的時候，勢必會再次在市場中攪起波濤。

而投資人們，最好還是保持觀望。 （本文首發(fā)鈦媒體APP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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