販毒者王某故意傷害致死案庭審現(xiàn)場。（檢察日報正義網(wǎng)/圖）

毒販虐童致死，一審法院判死緩，檢察院抗訴后，改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。2023年7月6日，最高檢對外公布了這一案例。

事發(fā)四川，販毒者王某脅迫一對小兄弟幫其販毒，哥哥11歲，弟弟8歲。長達半年時間內，王某不僅虐待、毆打二人，還強迫弟弟吸毒。2019年1月，哥哥被毆打致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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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王某死刑，緩期兩年執(zhí)行。檢察機關抗訴后，2020年10月30日，四川省高院作出二審判決，以故意傷害罪改判王某死刑，決定執(zhí)行死刑。2021年3月，最高法裁定核準死刑。

兩年后，此案被最高檢作為首批刑事抗訴主題指導性案例之一公布。首批指導性案例共有5件，涵蓋普通犯罪、重大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多種類型，既有輕罪抗重罪，又有無罪抗有罪等。

賠償諒解不是“必須”從輕處罰

2017年11月底至2019年1月，王某在攀枝花市組織販賣毒品海洛因36次，并容留多人吸毒。

2018年六、七月，王某以贈送吸毒人員吉某貨值100元的海洛因為條件，“收養(yǎng)”了她的兩個孩子，哥哥叫安某甲（化名），弟弟叫安某乙（化名）。

之后，王某帶領兩個未成年人販毒，并在其租住房內多次強迫安某乙吸食海洛因等毒品。王某等人還備有塑料管、電擊棍等工具，用于毆打、控制兩個孩子。

2019年1月22日，王某得知安某甲將團伙販毒情況告知其母吉某后，從當晚至次日凌晨，用煙頭燙，用塑料管、電擊棍等工具毆打、電擊安某甲。23日上午，安某甲因全身大面積皮膚及軟組織挫傷，皮下出血致失血性和創(chuàng)傷性休克死亡。

案發(fā)后，王某親屬與吉某達成協(xié)議，約定賠償10萬元，先行支付5萬元，并由吉某出具諒解書，余款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付清。

2020年5月29日，攀枝花市中級法院認為，王某多次實施販賣毒品、故意傷害、容留他人吸毒、強迫他人吸毒犯罪活動，應依法從嚴懲處，特別是在故意傷害犯罪中，王某手段殘忍、情節(jié)惡劣，本應嚴懲，但考慮其賠償了被害方部分經(jīng)濟損失并取得諒解，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，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

之后，攀枝花市檢察院以量刑不當為由向四川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，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。

四川省檢察機關認為，被告人“賠償”被害方損失屬于其應當依法履行的義務，并非從寬處罰的必要性條件。本案的“賠償”附加了被害人親屬出具諒解書、法院不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、兩年后才支付全款等條件，并非真誠悔罪。且被害人母親吉某是吸毒人員，僅為收取貨值100元的海洛因就放棄法定撫養(yǎng)義務，并對兩個孩子的傷痕長期不聞不問、置之不理，由吉某作為諒解主體出具的諒解書，不足以產(chǎn)生從寬處罰的法律后果。

此外，本案侵害對象是未成年人，普遍缺乏自我保護能力，是法律予以特別保護的對象，犯罪對象特殊。王某的行為既侵害未成年人生命健康權，又嚴重擾亂社會秩序，社會危害性極大，罪行極其嚴重。

四川省高院作二審判決時，采納了抗訴意見，以故意傷害罪改判王某死刑，決定執(zhí)行死刑。

發(fā)布案例時，最高檢指出，賠償諒解是“可以”從輕處罰，不是“必須”從輕處罰，且適用的前提是被告人認罪、悔罪；在被害人死亡或者無法獨立表達意志的情況下，對被害人親屬出具的賠償諒解協(xié)議更要嚴格審查和全面準確把握；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犯罪，必須結合犯罪事實、性質及其他情節(jié)進行綜合衡量，予以適當、準確的評價。

什么情況下適用“合理懷疑”？

公布的指導性案例中，還有一起無罪改判無期的案例，罪犯也因販毒獲刑。

2015年12月21日，廣州市番禺區(qū)某小區(qū)附近，公安機關接到舉報后，在劉某車內副駕駛位的腳踏板上查獲甲基苯丙胺（冰毒的有效成分）1千克。劉某辯稱，自己做燕窩生意，毒品是剛下車的周某所留。周某即舉報人。

次日，劉某被刑事拘留。經(jīng)公安機關詢問，周某稱車內毒品是劉某所有，劉某讓其幫助賣掉，其下車后即報警。

廣州市檢察院以販賣毒品罪對劉某提起公訴。2018年2月2日，廣州市中級法院審理認為，周某舉報前剛從車內副駕駛位離開，毒品又是從副駕駛位的腳踏板上查獲，無法排除劉某提出的毒品歸周某所有的合理辯解，一審宣判劉某無罪。

之后，廣州市檢察院提出抗訴，廣東省檢察院支持抗訴。

刑事案件的定罪標準是事實清楚、證據(jù)確實充分。刑訴法第55條，對“證據(jù)確實、充分”的標準做了解釋，其中一條便是“綜合全案證據(jù)，對所認定事實排除合理懷疑”。

所謂合理懷疑，是指以證據(jù)、邏輯和經(jīng)驗法則為根據(jù)的懷疑，即案件存在被告人無罪的現(xiàn)實可能性。

不過，合理懷疑并不包括一切懷疑。在此次發(fā)布的指導性案例中，最高檢就指出，針對被告人的無罪辯解，要注意審查辯解是否具有合理性，與案件事實和證據(jù)是否存在矛盾。如果被告人的辯解與全案證據(jù)矛盾，或者無客觀性證據(jù)印證，且與經(jīng)驗法則、邏輯法則不相符，應當認定不屬于“合理懷疑”。

在上述劉某販毒案中。廣東省檢察機關認為，一審法院在對毒品的歸屬問題上片面采信劉某的不合理辯解，認定劉某構成販賣毒品罪的證據(jù)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，不能排除合理懷疑，據(jù)此宣告劉某無罪。

廣東省檢察院圍繞爭議焦點進一步補充完善了相關證據(jù)：核查劉某與周某之間關系及經(jīng)濟往來情況，查清周某不具備購買1千克甲基苯丙胺的經(jīng)濟條件，且沒有陷害劉某的動機；梳理劉某的社會關系和5起毒品犯罪關聯(lián)案件，發(fā)現(xiàn)凌某等4人販賣毒品案與劉某的毒品上家均為陳某，而劉某手機在案發(fā)前的2015年12月5日至21日與陳某有28次通話記錄、26次短信息來往記錄。

2019年6月7日，廣東省高級法院作出終審判決，以販賣毒品罪判處劉某無期徒刑。

判決生效后，劉某約見檢察官，認罪悔罪，主動承認檢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，并指認了上家陳某。2020年7月6日，陳某因販賣甲基苯丙胺22千克，被廣州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。

南方周末記者 韓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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